原文标题：红骨埋在雨花台——忆黄励

作者：杨力仁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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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南京市的雨花台，古称玛瑙岗和聚宝山，是一座美丽的山岗。然而，自1927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雨花台变成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刑场。在这里，约有10万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被杀害，其中有姓名可考的革命烈士仅有1519位。本文为读者讲述一位曾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女共产党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同志的英雄事迹。1933年7月5日，她在雨花台就义时，年仅28岁。

留苏岁月铸造信仰

　　黄励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的一个贫民家庭。7岁时父亲病故，在舅舅的资助下，先到长沙益湘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黄励积极投身武汉的学生运动，参加街头宣传、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纪念孙中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联建立一所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留苏学生的选派，采取考试录取和直接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广东选拔留苏学生的工作由国民党主持，其他各省选派留苏学生的工作大多由中共省委（区委）的负责人或担任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的中共党员主持，共产党员以跨党身份参加留苏学生选派。

　　湖北选派留苏学生的工作由钱亦石承办，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钱亦石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筛选了1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作为人选。湖北全省共产党员仅有99人，女性共产党员更是屈指可数，黄励被列为人选之一[1]。钱亦石找黄励谈话，告诉她这个消息，要她认真考虑后予以答复。听说能到向往已久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革命”，黄励当即兴奋地表态：“我愿意去，现在就可以决定！”

　　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268人，大部分由广东选派，鲍罗廷特别推荐的约20人[2]。当年组织这么多人到苏联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经鲍罗廷与国共两党协商，决定留苏学生分批从上海乘船到苏联，这是最安全和最快捷的路线。

　　1925年10月初，除广东以外其他各省选派的留苏学生陆续到上海集中，全部住在指定的旅馆—二洋泾桥平安栈。28日接到出发的通知，黄励、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刘少文、伍修权等103名留学生步行至码头，在夜色的掩护下分批乘小船登上一艘苏联的运煤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偷渡”，为了防止被军警发现，男女学生全部安排住在货舱里。航行3天后到达日本的门司港，补充燃料和食品后再次启航，11月10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改乘火车，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3]。20多天的旅途中，黄励与河南选派的杨放之相识后互生爱意。二人于1926年夏，在莫斯科办理结婚手续，婚后住在学校专门为已婚同学租的一栋家属楼里。

　　黄励学习非常刻苦，第一学期结束时，黄励已经可以流利地用俄文会话，阅读理论书籍。第二学期转入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地理、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1927年夏，她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杨放之留校担任经济地理教员。这期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在中国留学生中扶植王明等人，企图通过他们控制中国共产党。王明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黄励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坚决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权威，深受瞿秋白的信任和重用。

　　1928年秋，瞿秋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黄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帮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提纲。1929年9月，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黄励与杨放之跟随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参加会议，与会的美、日、中、朝等国代表一致认为，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太平洋职工书记处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决定由汉口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办《太平洋工人》月刊，用日、中、朝三国文字出版。

　　会后，邓中夏决定黄励和杨放之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负责《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的工作，杨放之任主编，黄励任编辑，撰文介绍中国红军在湖南、江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们有时也应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学校和工厂去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情况。刊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东北几省发行，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争热情。

　　1930年7月5日，周恩来利用在莫斯科出席联共第16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号召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1931年7月，黄励和杨放之舍弃在苏联的优越生活条件，踏上回国的路程，于9月回到了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上海。

　　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的6年，是黄励短暂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通过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掌握了革命理论，铸造了革命信仰，完成了从年轻的共产党员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转变。

地下斗争腥风血雨

　　黄励和杨放之回国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正在遭遇灭顶之灾。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黄励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受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党组织安排黄励担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互济总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他们和烈士家属。搞营救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广大工人群众。上海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这里。日本人开办的喜和纱厂从江苏、浙江、安徽农村招来一批女童工，她们工资少，每天吃不饱，却要干11个小时的活，下工后就被锁进又黑又潮湿的屋子里，禁止与外界接触。黄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很快就与喜和纱厂的女工杨阿姐熟识，通过杨阿姐的关系认识了这批女童工，随后就动员她们到沪西区委举办的一所文化补习学校去学习，给她们解释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这些革命道理通过小姐妹们在厂内秘密传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喜和纱厂的女工们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打着旗帜，喊着口号，走在上海的街头，和广大工人一起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

　　1932年4月，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长期由英国管辖，时称华德路监狱，坊间又称“外国监狱”“西牢”。黄励心急如焚，一方面积极组织营救，一方面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全省“反帝代表大会”，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到会代表100余人。会议刚开始，会场就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场被捕88人，后又被捕7人[4]。黄励闻讯后立即赶到互济总会机关，给同志们布置营救任务。经过宣传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了上海市公安局。

　　国民党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致使在敌人腹地活动的中共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各级组织遭到重创。1930年，江苏全省共产党员8200多名，其中上海1400多名；1931年底，全省共产党员4000余名，其中上海700多名；1933年底，全省共产党员包括上海在内只剩下130名[5]。营救任务艰巨繁重，黄励组织互济总会的同志，通过会员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被捕人员的家属或者亲属出面，用群众的力量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人员。必要时聘请律师辩护，尽量减少刑期，千方百计地开展营救工作。黄励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打扮成学生，有时又装成大学教授，活动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她经常对同志们说：“做营救工作必须大胆细心，机智勇敢，要善于接近群众，尽量避免损失。”

　　1932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调整江苏省委领导班子，章汉夫任书记，陈潭秋任秘书长，黄励任组织部部长，江盛荻任宣传部部长，陶铸任军委负责人，周超英任妇女部部长[6]。针对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黄励在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应当以开展工人工作、发展工厂支部为主，特别是大的工厂，如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恒丰纱厂等，更要成为发展组织的重点。黄励还提出应提高警惕，不在街道支部发展新党员，防止叛徒混入党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黄励的组织工作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党的支部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经常组织开展活动，黄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中共中央决定派她到苏区工作。不料情况陡变，1933年4月9日，黄励的秘书周光亚被捕叛变，供出了黄励的身份和住址。特务当天晚上包围了黄励在上海北山西路顺庆里41号的住处，没想到扑了个空。原来在周光亚被捕后，组织上立即通知黄励和周妻搬家，搬家后她们仍然住在一起。黄励一面安排周妻到巡捕房去探望，一面积极设法营救。周妻为了换取丈夫的“自由”，竟向敌人供出了黄励的新住所。4月25日上午11时，黄励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处被捕，特务仅在房内搜出“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因案情重大，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黄励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天就开庭审理。黄励化名张秀兰，在法庭上同审判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审判官最后只好让叛徒周光亚出庭作证。上海《申报》对这次审讯作了详细报道：“闻高三分院提审时，张秀兰……对庭上所询，一味强硬顶撞，答非所问，是日公安局到案迎提，并将其书记某甲带案质对，张见甲面时，怒目狰狞，恨不能一口吞甲下肚，以伸其泄露秘密之恨……”[7]黄励看到周光亚后怒不可遏，厉声骂道：“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有脸来见我！赶紧滚开，不要站在我的面前，污辱了我的眼睛。”审判官狡黠地问：“这么说你承认你是黄励，承认你是共产党了？”黄励回答道：“我就是共产党员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就是不告诉你们！”

　　审判官最后宣布：“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有廖平凡（即周光亚）等人供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第二天深夜，黄励被押上开往南京的火车，羁押在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邓中夏获悉后十分伤感地说：“济总营救都来不及，黄励同志已被押解到了南京。”5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营救黄励的《紧急通知》，要求党组织应大力宣传黄励被捕后的英勇事迹，充分揭露叛徒周光亚及一切叛徒投敌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动员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营救黄励。

狱中策反震惊敌特

　　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位于南京中华门内的瞻园路126号，这条街全长不足200米，东邻夫子庙，西通中华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这条街上的原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中山王府正屋由内政部占用，它西边的花园（瞻园）成为中统的特工总部，东边的花园（适园）由宪兵司令部占用，看守所便设在其中。旧的看守所只有三四间平房，仅能关押50人左右。因中统特务大肆搜捕中共地下人员，该所实在无法容纳，遂由中统与宪兵司令部共同将旧看守所拆除重建。他们在这座古典园林的南半部，伐树斫石、拆亭填池，先后修建起甲、乙、丙3座看守所。对逮捕的人员，经过侦讯后，需要起诉的，送军法处审判；被判处死刑的，押往雨花台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分别送到南京其它监狱服刑。

　　敌人知道黄励是共产党的“大官”，掌握着很多重要机密，决定采取诱降的方法，将她关押到所谓“优待室”的单人牢房，而且故意不锁门，经常可以看到报纸，还叫叛徒常来“看望”和“开导”。但是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用来“感化”黄励的措施，却为她在狱中开展斗争提供了便利。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唱《国际歌》，还把苏联的海员歌译成中文来唱，把敌人给她的食品分给生病的同志，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

　　看守所管理十分严格，为了保持各牢房之间的联系，尽快将看守所内的情况报告给江苏省委，黄励与狱友陈赓等人一道在看守所中开展策反工作。看守张良诚，安徽人，从小失去父母，青年时流浪于南京，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调入看守所担任看守员。张良诚为人正直，对叛变投敌的人十分鄙视，对宁死不屈的人十分敬重。黄励等人分析认为把张良诚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便不断找机会与他接触，进行宣传教育，终于感化了张良诚，他愿意做狱中的“红色信使”。

　　此后，张良诚经常帮助黄励送消息、传条子、递信件，甚至把有的叛徒情况告诉黄励。难友黄海明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曼曼坐牢，黄励经常抱着曼曼玩，利用孩子传递消息。她将写好的条子装在孩子的口袋或尿布里，告诉张良诚送“男号”某某人，张良诚抱着孩子到“男号”，“男号”里有人隔着铁栏杆抱抱孩子，在逗孩子玩的同时拿走条子。

　　经过几次试探性的考察，在确认张良诚忠实可靠的情况下，黄励连续用了几个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将狱中叛徒的情况向狱外的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当她把这封信交给张良诚时，紧紧握住张良诚的手说：“事关重大，你……”张良诚毫不犹豫地说：“黄姐，你放心。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你说过的话，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张良诚把信带到狱外，完成了黄励交给的任务。

　　一次，张良诚在为黄励传递消息时，不慎被与黄励同囚一室的胡小妹发现。胡的丈夫是叛徒，她本人又临近分娩，急着要保释出去生孩子，就将此事报告给看守长姚慕儒。胡小妹很快被释放，张良诚则被捕。

　　在戒备森严的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生看守通敌案，令国民党上上下下深感震惊，首都宪兵司令谷正伦更是恼羞成怒。此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拟判张良诚6个月有期徒刑，首都宪兵司令部军法处主任贺伟峰担心判得太轻，谷正伦不会同意，遂改报5年有期徒刑。送给谷正伦审批时，引起谷正伦勃然大怒，他叫嚷道：“我的司令部里竟然出了为共产党办事的人，这还了得！为了杀一儆百，必须将张良诚处以死刑。”同时，首都宪兵司令部和国民党特工总部认定黄励是策反张良诚的“罪魁祸首”，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出了迅速处决黄励的决定。

　　张良诚案件发生后，黄励估计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仍然谈笑自若。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牢房的墙上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的豪言壮语。每当难友们关切地询问起时，她总是拍拍后脑勺幽默地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看守们背后议论说：“共产党真厉害，黄励就像水一样，哪里都流得进去。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哪天不杀人，可她就不在乎，照样唱歌谈笑，照样宣传共产主义。”

　　7月4日，在黄励英勇就义的前夜，与她关押在一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钱瑛、夏之栩含泪为她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狱友们把外面送来的小菜凑在一起，以水代酒给她“送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励回忆起自己20多年的人生历程，更加怀念仍在狱中的丈夫杨放之。她剪下自己的一缕青丝，交给钱瑛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他这时也正在西牢里，受着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说完眼带泪花，凝视着铁窗外。

　　1933年7月5日夜，黄励把同志们送给她的衣服穿好，把自己的衣服留给钱瑛、夏之栩做纪念，从容地走出牢房，一面走一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又唱起《国际歌》。在囚车上，黄励向行刑的士兵进行最后一次宣传。她说：“你们大家都是穷苦人，穷苦人都有爱国心的。我们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反动派要杀我们，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一个政府到了靠杀人来维持政权的地步，它还会长久么？国民党快完了，大家起来斗争吧！中国一定会建成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富强国家……” 在雨花台刑场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黄励在枪声中倒下。

　　1937年9月，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营救，钱瑛和夏之栩出狱。钱瑛终身以黄励为师，在家中一直悬挂黄励的遗像。

　　黄励牺牲20天后，张良诚也在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遭到秘密杀害。临刑时，这位国民党士兵像共产党人一样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谷正伦！”口号声震动了整个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红骨埋在雨花台，烈士英名传万代。1988年7月1日，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名镌刻在门额上方。黄励的英雄事迹陈列在馆内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供后人世世代代瞻仰和学习。

　　注释：

　　[1] [3]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第69—75页。

　　[2]《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纪录》，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卷宗1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第292页。

　　[4][5]《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第234页。

　　[6]《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7]《拘获女共产党—长沙人张秀兰》，《申报》1933年4月25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政协）

（责任编辑 樊燕）